《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正在阿联酋迪拜召开，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是重要议题之一。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国际谈判中，不顾历史事实，不承认几百年来其工业化高度发展中的高能耗、高污染、高碳排放等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不承认应向受害的发展中国家做出必要补偿的道德责任和法律义务，反过来试图胁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其强加的减排方案，严重损害了全球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决心和进程。

  究其本质，乃是其罔顾全人类的生存安危，一方面肆意侵占大气公域资源为己所用，将碳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发展自身经济；另一方面试图利用碳排放议题将发展中国家绑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这种行径堪称“碳殖民主义”。

  全球温室气体大规模排放从西方工业化开始。发达国家在很久里都采取粗放发展模式，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排放量仍占全球的77%。如今，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居高不下。一项由英国利兹大学等开展并于今年6月发表在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全球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

  按人均碳排放量计算，尽管发达国家的数量近年来有所减少，但目前这些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仍远高于世界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美国世界实时统计数据网站显示，2016年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5.32吨，是全球人均碳排放量4.76吨的3倍多。

  英国《柳叶刀》2020年9月发表的一篇研究分析了各国在可持续全球碳预算中的公平份额，超额的国家称为“气候债务国”，低额的称为“气候债权国”。研究结果为，截至2015年，全球最大的“气候债务国”是美国，其超额排放量占全球总超额量的40%，即美国应对40%的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负责。

  论文作者贾森·希克尔将这一过程称为“大气殖民过程”。他说，少数高收入国家侵占了远超于其应得的大气公域份额。就像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劳动力和资源来实现自身经济增长一样，通过侵占全球大气公域，这些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

  因此，率先进入工业化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仅必须承担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历史责任，而且应该承担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主要责任。他们不仅应尽早实现净零乃至负碳排放，还应设法偿还历史“欠债”。《自然·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项补偿机制，即低排放国家应获得总计192万亿美元的“公平份额被占用”补偿。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应支付补偿金的89%，即17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需要支付的补偿金为80万亿美元。

  然而，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国际谈判中，发达国家避重就轻，片面强调当前和未来的排放水平，避而不提历史责任和“碳债”，并要求其他几个国家跟他们同等减排。他们的企图是：无视“碳债”，继续在未来有限的时间攫取全球大部分剩余“碳预算”，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问题中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

  发达国家通过“殖民”大气层进行“发家”的同时，还致力于将其高排放高污染的“黑色”生产和消费“洗绿”。过去几十年来，他们把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生产活动外包，借助全球化将直接的碳排放转变为间接排放，但在计算碳排放时将其消费和投资中所包含的碳排放全部排除在外。

  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就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不足造成的”。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是第一要务。而碳排放与生产活动高度相关，碳排放许可额度相当于“发展权”。发达国家的这种“碳排放外包”行为不仅挤占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空间，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时的负担和不对称义务。

  英国研究机构“政策交流”2010年发布的一份气候变化报告说，如果算上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所对应的碳排放，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将比表面数字高得多。例如在1990年到2006年间，美国碳排放的增幅表面上是17%，但加上从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商品后应是43%；欧盟碳排放表面上只增加了3%，实质增幅达47%。英国《卫报》引用世界自然基金会数据说，如果考虑“碳排放外包”，英国的真实碳足迹可能会达到表面数字的2倍。

  发达国家不仅在国际贸易中将本国碳排放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还企图通过单边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方式，把减排成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只羊薅两回毛”，使发展中国家企业遭受污染和碳税壁垒的双重盘剥。

  无论是今年10月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还是美国正在酝酿中的类似政策，都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绑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维护发达国家自身既得利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中心今年5月发表一篇文章说，受碳边境调节机制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要么是非洲的低收入国家，要么是最不发达国家或欧盟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违背了发展权原则，也违反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发达国家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历史责任巨大，本应由他们通过国内减排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支持来承担历史和现实的义务。然而，发达国家对这些义务要么言而无信，要么推三阻四。

  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正在加剧干旱、野火和洪水等灾害，而资金问题是制约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应行动的最大障碍。《巴黎协定》中有明确规定，无论是气候基金，还是适应资金，甚至是损失与损害基金，发达国家都负有出资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发达国家却连14年前作出的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都未兑现，其承诺的全球适应资金翻倍的路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发布的《2023年适应差距报告》指出，根据模型估算，目前发展中国家每年适应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所需资金约为2150亿美元至3870亿美元，而2021年这些国家从发达国家收到的适应资金仅有约210亿美元，较2020年还下降了15%，资金缺口高达1940亿美元至3660亿美元。

  本次COP28大会虽然启动了损失和损害基金，部分国家提出了共计数亿美元的捐资目标，但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这只是杯水车薪。正如联合国报告所说：“鉴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速度和影响，目前的努力并没有缩小适应资金缺口。”

  除资金外，发展中国家获得长期可持续和清洁能源系统的技术资源也很重要，而这些技术的专利持有者通常是发达国家。在技术转让问题上，发达国家经常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对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绿色技术推三阻四。发展中国家只能从发达国家手中购买技术，或自己投入巨资研发，这进一步推高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成本。

  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无国界，努力推进低碳和绿色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各国携手合作的应有之义。西方的殖民主义旧逻辑是行不通的，发达国家只有正视历史、履行应有之义务、真正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气候责任，才能在全世界内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据新华社12月5日电

  “今年几乎全球都经历了热浪。2023年厄尔尼诺现象大幅度提升了破纪录高温的可能性，在陆地和海洋引发更多极端高温，挑战更加严峻。”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说。

  美国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等州今年7月连日遭高温炙烤；位于南美洲的亚马孙雨林今年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干旱；欧洲南部和北非多地也出现持续和极端高温，意大利、突尼斯和摩洛哥分别报告了48.2摄氏度、49摄氏度和50.4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均破当地纪录。

  气温升高增加了森林火灾的风险。加拿大今年的野火季持续超过5个月；8月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野火成为美国百年来致死人数最多的野火；同月，希腊东北部持续10余天的野火造成数十人死亡，成为今年以来欧盟境内最严重火情。

  世界气象组织水文、水与冰冻圈分司司长乌伦布鲁克日前说：“随着地球变暖，我们将看到更多、更强烈、更频繁的暴雨和洪水，因此导致更严重的洪涝灾害。”

  今年10月下旬，随着“非洲之角”地区进入雨季，该地区的肯尼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均遭遇持续暴雨并引发洪灾。索马里灾害管理局11月底宣布，近一个月来持续暴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国至少96人丧生、约230万人受灾。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12月雨季结束时索马里可能有430万人处于极度饥饿状态。

  今年9月，地中海地区气旋带来强降雨，影响了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利比亚多地，并在利比亚导致非常严重人员受伤或死亡；5月，热带气旋“穆查”从孟加拉湾登陆缅甸，是缅甸10多年来遭遇的最强热带气旋；2月和3月，热带气旋“弗雷迪”袭击非洲南部，是世界上持续最久的热带气旋之一，导致数百人伤亡。 据新华社

  在主题为“团结、行动、落实”的《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个别西方政客散播所谓“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的虚假信息，不把使命放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实际行动和努力上，而是别有用心地将矛头对准中国。

  “那些‘噪声’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没有一点帮助。”《公约》秘书处负责项目协调的高级主任达尼埃莱·维奥莱蒂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COP28上说。

  从科学认知看，发达国家排放温室气体的历史责任是明确的。

  根据IPCC第六次评估第三工作组报告《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2022：减缓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从历史累积排放量看，1850年至2019年人类活动累积排放二氧化碳约为2.4万亿吨，超过58%是1990年以前排放的，其中北美和欧洲地区的累计排放量最高，分别占全球23%和16%，这就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所在。

  从排放数据看，目前，欧盟人均排放量仍远高于世界中等水准。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指出，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和《公约》秘书处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即使早在1979年欧盟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自然达峰，到目前为止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仍高达世界中等水准的1.4倍，特别是2021年欧盟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20年大幅反弹，整体增幅高达9.5%。“数据已是明证，何来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居世界第二的荒唐说法。”徐华清说。

  炒作虚假信息无异于推卸历史责任。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承诺的减排目标过低、落实不力，是造成全球减排缺口的重要原因。根据2022年发达国家向《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在15个承诺2020年量化减排目标的发达国家和欧盟中，只有9个缔约方实现了减排目标。

  “密切关注中国进展，不该带任何偏见……我们都有必要了解中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毫无疑问，中国今天慢慢的变成了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冠军……数据已十分明确，中国不仅在国内展开了出色工作，还在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和降低技术成本方面为世界其他几个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从始至终坚持气候行动的战略定力，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已经走上全面绿色转型的轨道。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2022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超过51%；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全球第一，保有量超过1800万辆、占世界一半以上。中国深入推动能源革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提高至50.9%，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燃煤电厂，供应了全球50%的风电和80%的光伏设备。

  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有目共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生物质发电装机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大幅度降低了全球发展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成本。“中国（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领域的大量投资和努力，将向世界别的地方传递积极信号。”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司长库尔特·范登贝格说。

  “全球气候治理不可能是无视政治共识和国际法的简单算术题，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必将损害国际合作基础。”徐华清说。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阶段和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客观事实。《公约》制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基于历史责任，也基于科学事实，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公约》下达成的《巴黎协定》旨在加强《公约》及其目标的有效实施，其全方面实施必将体现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并考虑到不同国情。

  《公约》秘书处多次强调，气候多边进程要把着力点放在兑现承诺行动、加速转型创新和加强团结合作上。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基础是兑现承诺与行动，重点是加速转型与创新，难点在于加强团结与合作。

  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抹黑中国，其本质就是推卸责任、内病外治、转嫁危机，结果只会为全球气候治理增加“噪声”，拖累全球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整体进程。迄今，发达国家仍未兑现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和动员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造成的损失与损害“绝大多数都是欧洲、北美、日本等地少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责任。即使是现在，美国人均排放量仍远高于世界其他几个国家，发达国家显然有责任（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埋单……大量资金现在被用于不同的战争，这些资金本能够适用于那些受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影响最大的脆弱地区”。

  “中国不应受到指责，”马拉维能源部长易卜拉欣·马托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这段旅程同前进，（解决全球问题）离不开全球协力，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做法来处理问题。”